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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密关系上，人们畏惧支付，一旦有失败的风险就迅速抽离；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之间透露着不信任，相互工具化；面临公共事件时，先从指责开始。这即是自恋打开的‘黑暗之门’。

恐怖的从来不是‘爱自己’，而是以‘自己’为名的对他人与社会的漠视，反思能力的萎缩，以及共情能力的丧失。”“你自恋吗？”看到这个问题时，你也许会给出否认的谜底。现在，把问题换成“你爱自己吗？”，你是否还会给出同样的回复？“爱自己，做自己”似乎是这个时代最正确、最宁静的口号，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太多限制与压迫。

每小我私家都有诉不完的磨难，我们时常感应心田被压抑，行动被强迫，天天被一种无形的压力裹挟着前行。于是，“爱自己，做自己”酿成了这个时代的灵丹妙药，是你逼仄的格子间和卧室里的一点生机。然而，今天你所听到的“爱自己，做自己”并不意味着对压迫的逃离，它更像是一句心理慰藉，让你能心安理得地继续碌碌无为。

固然，“自恋”与“爱自己，做自己”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只是在当今社会中，许多“做自己”，仅仅是个幌子，它的内核是自恋和自私。它不勉励改变现状，只怂恿放大自我；它对施加压迫的权威点到为止，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向小我私家主义。

而越来越多信奉“做自己”是人生真谛的人，实则陷入了一种名为逃避的自洽。“爱自己，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迫切？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边宣扬自我、边流传自恋的？正如《自恋时代》一书所言：“在急于缔造自我价值的历程中，我们的文化或许已经向一些更黑暗、更邪恶的事物开启了大门。”当自怨自艾酿成常态，小我私家主义酿成护身符，或许是时候正视日渐膨胀的自我，唯有这样，我们才气戳破气泡，迈向真正的改变。

01.“做自己”从何时开始变得迫切？首先，作甚自恋？自恋（Narcissism）最早源自古希腊神话。一名叫纳西斯（Narcissus）的少年因在湖面瞥见了自己的倒影而爱上自己，认为自己是唯一配得上自己的人，在意识到无法拥有自己后郁郁而终。

纳西斯或许不会想到，21世纪的湖中倒影不仅有滤镜，还能直接改变五官和脸型。诚然，每小我私家都有一定水平的自恋，而适度的自恋能带来自尊、自爱等努力的心理状态。在现代医学领域内，严重的自恋也是一种病。BBC在一篇关于自恋盛行的报道中指出，凭据《诊断与统计指南》，患者会泛起夸大自我的理想或行为，对自我的重要性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深信自己超凡脱俗，缺乏同理心，对外界品评反映猛烈，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特权感。

今天要讨论的“自恋”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经病，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的一种泛自恋倾向。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让我们过分迷恋自己的形象和意见，久而久之，我们将失去对他人的同理心与共情能力。

就似乎克日确认新冠的成都女子，仅仅因其行动轨迹笼罩几家酒吧，网络讨伐便立刻上升到女德和私生活。这种无视他人真实处境，完全从自我的视角出发的审判行为，正是“自恋病”盛行的证据。没有什么比社交媒体更能代表这个时代了，似乎今世人的一切好与欠好，都能从中找到泉源。

社交平台的蓬勃生长，在于它给所有人提供了被寓目、被认可的渠道。再小的个体都能找到观众，都能加入某个群体，获取前互联网时代无法想象的存在感。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认为，现代都市“将人均等化，也引发对个性的追求”。社交媒体同样具备了这种属性。

技术给了所有人均等的表达自我与寓目他人的时机，于是造就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人们一方面想与众差别，另一方面又畏惧因过于差别而失去观众和同类。在刚接触海量信息，瞥见新奇的人事物时，效仿他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人，是顺理成章的想法。

但逐渐地，当人们被更多信息包裹直至淹没，他们便会意识到“把他人作为方法”没有止境，而“成为自己”就酿成了新命题。成为他人的焦虑被破除后，他人从效仿工具转变为比力工具。“我”的外貌、“我”的想法、“我”的喜怒哀乐开始加速放大，幸亏其中找到与他人的差别之处。

逐渐，在自恋的框架下，社交媒体衍生出一个特征——情绪泛滥。前不久，“网抑云”成为一个网络迷因。

它特指天天午夜之后，网易云音乐就会泛起大量抒发负面情绪的评论，包罗但不限于情感失败、学业不顺、得了抑郁症等等。“网抑云”现象只是情绪泛滥的病症之一，在日常的对话中，我们表达情绪的词也越来越大了。

用“我抑郁”取代“我伤心”，“我自闭”取代“我不想交流”，已经成为盛行的话语模式。就大部门人而言，他们的情绪真的糟糕到需要病理性词汇来表达了吗？大多数情况下否则，人们只是需要一个看起来奇特又易懂的词去抒发自我，引起同类关注。往努力的方面想，你固然可以说抑郁症患者和自闭症患者可以更自如地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了，究竟“抑郁”和“自闭”不再是奇观。

公共空间的社会意义在于表达自我的同时去倾听他人。如果那些“借用”抑郁和自闭来表达情绪的人，除了表达自我，也更多地去相识抑郁症患者或自闭症患者的处境，那么这简直有利于拓宽他们的话语空间。但现实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么做。

过分放大情绪的效果是词汇“通货膨胀”，而在迷恋自我的情绪、不倾听他人的情况下，词汇滥用的下一阶段就是对词汇自己的免疫。正如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所指，如今的互联网早已“瓦解为一个小我私家们主要用来展览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

今日的互联网无异于一个属于伶仃之自我的共振空间。”02.一键转发的价格知名记者兼媒体人周轶君在谈论互联网时代的真相时说过，在各方信息交汇的社交平台上，情绪越鲜明、越偏激的看法其实跑得越远。不难发现，自我的惯性使得人们喜欢从内容市场中寻找共识。

“这不就是我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逐渐，分享一份内容不再仅仅是因为这份内容质量好，而是因为这份内容里有“我”的影子，有“我”的情绪；分享的意义不在内容自己，而在于“我”分享了内容。也正因为人们有“被代表”的需求，越来越多内容试图酿成纳西斯的湖面。顺应公共情绪、让公共找到自己的影子的节目和文章越来越多，资助人们瞥见自我之外的反思性内容则越来越少。此外，今天的社交媒体情况中，人人似乎都在等候着公共事件的发生。

公共事件是表达自我和寻找群体的最佳载体，又由于发声过于便利，每起事件凝聚的情绪和舆论都能在短时间内到达峰值。梁文道在《一日谈》中聊到，从前的文人也经常就公共事件举行辩说，但由于刊登的出书历程悠长又缓慢，辩说双方有时还能早上写完稿，晚上一起吃顿饭。今天，互联网式的快速让认真思考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刻到场到讨论当中，而讲话和亮相的责任也随之轻浮了起来。

这里无意贬低任作甚弱势群体、为不公发声的行为，无论那是一条转发，还是一条评论，它们固然具有舆论价值。值得思考的是，在义愤填膺的情绪事后，我们是否还能连续地关注相应议题？按下转发键的那一瞬间，我们转发的究竟是事件自己，还是“关注这件事的我自己”？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例，《人物》公布的这篇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让更多媒体和读者去关注外卖员的生存逆境，还促进了最大的两家外卖平台出台相关政策。可是，之后呢？微信里的“在看”记载还在，我们似乎又徐徐回到了天天叫外卖的日子，顶多在订单未实时送达时多了几分忍耐。

有人可能会说，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不是规则制定者，扩大文章的影响力已经是能做的全部了。对此，看理想专栏作者李厚辰曾提出一个方案：每次点外卖都给骑手分外打赏十元。转发和点赞过那篇文章的读者不可胜数，如果所有人都能坚持这么做，相信许多外卖骑手的境遇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但现实是，少少人能做到这点，因为“每回都打赏十元”的价格大到侵占了自己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福利。而这，恰恰是一次次激情转发后，情绪冷却后，应当沉淀下来的社会责任。

责任，从来都不轻松。一键转发没什么价格，它还能让人感受“今天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真切地看护他人有价格，它需要恒久的关注，需要从线上转入现实的实际行动。

我们固然可以为种种事情发声，作为平凡人的我们，固然也不行能为关注的所有事件恒久支付精神。但起码在一两个议题上，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连续地关注。

03.逃避式的自洽除了“情绪先行，责任后置”，今世人的自恋倾向还体现在对自怨自艾的着迷。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一书中写到，“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连的是失常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对所有的这些感受已经以今世文化所独占的形式回潮了。”无论是早前引起热议的豆瓣“985废物”小组，还是从日本伸张到中国的社畜文化，二者都透露出一种逃避式的自洽。其中的逻辑都是大情况的不行撼动，迫使人们停止思考自己可以革新的地方，反而沦落在自己的磨难中。

“985废物”们质疑学制，质疑努力，质疑阶级；“996社畜”们吐槽向导，吐槽加班，吐槽事情没意义。久而久之，因为“认清了现实”，所以任何反思都是徒劳无功，改变换无从谈起；因为无路可逃，所以只能回到“自我”的这亩地；当自尊碰上体制机械，自怨自艾即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工具人”、“打工人”、“尾款人”等名号乐此不彼，而“996”则从一场运动，酿成一个如今可以泛起在广告文案的名词。

经济学家盛洪在两年前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时说过，“任何时代都有问题......人生来就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那么他的一生可能做得最有意思、最愉快的事，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社会改变那么一点点儿。”简直，每一代人都面临着自己的难题，一代人担忧温饱，一代人担忧战争，一代人担忧成为螺丝钉。

在社交媒体空前蓬勃的今天，问题可能还是那些问题，但诉苦的人变多了，就让我们对自身的处境极端敏感。问题总会泛起，问题不会凭空解决。只有克服自恋，才气在认清现实后继续前行，沉醉在情绪中只会故步自封，坠入狭隘的自我世界，使生活除了诉苦外别无意义。

尾声.“他人即地狱”萨特曾说过“他人即地狱”。这句来自《禁闭》的名言，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其极重。人们越来越相信，痛苦来自他人，因此为了守住幸福，信奉“小我私家即自由”。

在“爱自己，做自己”的 路上，现代人拒绝与他者共情，否认所有不确定性。正如汪民何在《现代性》中所写，“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自豪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的造型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上演。”在亲密关系上，人们畏惧支付，一旦有失败的风险就迅速抽离；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之间透露着不信任，相互工具化；面临公共事件时，先从指责开始。这即是自恋打开的“黑暗之门”。

恐怖的从来不是“爱自己”，而是以“自己”为名的对他人与社会的漠视，反思能力的萎缩，以及共情能力的丧失。所以，有解决的措施吗？梁文道在《一日谈》中谈到一件饶有趣味的小事，他很少主动过生日，这两年都是因为同事准备了才过。“我跟自己的距离比力大”，他说，“所以有时感受到，别人跟我更亲近于我跟我自己”。与自己发生距离，或许是克服自恋的第一步。

这并非在提倡大家贬低自我，而是勉励大家将自我与他人置于一个平等的关系。要相信，人类的悲欢本可以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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